北京空气污染：历史演变与现状探讨

答案是否定的。

污染的开始——元朝

众所周知，在电力时代开始之前，人们对于能源的需求主要集中在木材和煤炭上，此类燃料的燃烧本身就伴随着空气污染，而形成对环境有重大污染规模则需要一定数量人口。北京，作为当代中国的首都之前，就已经经历过元、明、清三代的政治都城，人口基数一直很巨大。

而为什么污染的根源要指向元代呢？

在考古发现中，大量的铁炉子和铁铲子出土印证了传世文献中对元代使用煤炭的叙述。北京煤炭主要的供应点——门头沟地区，也存在着大量从元代开采的煤矿遗迹。从这一点说，从元代开始，煤炭逐渐在北京地区的能源比重中开始攀升，它所带来的污染也自是无法避免的。

元代的一位文学家，欧阳玄在《渔家傲·南词》中有着这样的记载：“十月都人家百蓄，爽崧雪韭冰芦菔。暖炕煤炉香豆熟。”这句词乍一看跟我们今天所说的话题没有什么联系，但仔细推敲下去，就会发现这句词是我们说北京空气污染是从元代开始的一个重要立足点，因为它揭示了重要的一点——煤炭的使用不限于王公贵族，而是囊括了当时元大都的普通百姓。

所以我们将污染的开始指向元代，其主要的原因就是：从元代开始煤炭在大都开始成规模使用，而北京城的自此之后人口数量不断攀升。

污染的形成——明

明代永乐年间营建北京城以后，不光是煤炭，木柴、木炭的使用量和使用规模都大大超过了元代，其造成的污染更是不必言说。

据弘治年间戴铣在《易州志》的描述，仅仅为了满足宫廷内部的燃料需求，易州（今河北平山县地区）的树木就在四五十年间中被砍伐殆尽，数百里以内的山丘都变成了荒谷。

煤炭的需求量也在激增。北京西山地区的煤炭开采在明代形成了规模，从开采、运输、到贩卖形成了完善的产业链，今天很多北京的居民仍把阜成门称为“煤门”，就是因为自明代开始阜成门附近就有煤市的存在。至于当时煤炭的使用量究竟多大，作者在这里很难进行精准的计算，但是传世文献给了我们一个足够进行估算的答案“甚者持往西山驮煤草入城鬻售，而马病矣。”有些人把马借给在西山驮运煤草的人，而由于驼送数量太多，次数太频繁，马都累病了。

在如此大的煤炭燃烧量之下，明代的空气污染已经被时人观察到，并记录下来。明成化四年（1468年）初春，《明宪宗实录》记载：“今年自春徂夏，天气寒惨，风霾阴翳……近一二日来，黄雾蔽日，昼夜不见星日。”在十五世纪的时候北京地区就已经出现了类似于今天雾霾天气的记载，并且在文献中并不是偶尔出现。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四月，“连日狂风大作，尘霾蔽空”。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正月丁末，京师阴霾蔽日，自辰至午乃散”。类似天气的记载在明宪宗时就已高达数十次。

从严格意义上说，对于“霾”的定义可能与今日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明代由于北京周边植被的破坏和大量木材、煤炭的燃烧已导致了严重的空气污染。

污染的加剧——清

清代人口数量的激增进一步加速了当时北京周边环境的恶化。中国历史档案馆的一份资料显示由于元、明、清三代对于煤炭的开采和使用导致“山上全无树木”。

很多堪舆家认为西山地区乃是统治者的“龙脉”所在，因此在顺治年间对于西山煤炭和木材的开采下了禁令。但由于康乾盛世的到来，这一时期人口总数飞速发展，到了乾隆时期京城的能源供应又呈现了供不应求的态势，因此就再一次允许开采西山地区的煤矿资源。同时一些民众为了谋取利益，也开始开办了私人的煤窑，清代的煤炭使用量也进一步攀升。

巨大的煤炭开发不仅对当地的植被产生了巨大的破坏，由于对于地层的破坏，水资源也出现了匮乏的局面，采煤对于区域水源的重大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人口的激增、煤炭的大规模开发使用对当时的北京地区的空气自然有着不言而喻的影响。清代对于北京地区空气污染的记述，相较于明代也有着增加。

康熙六十年（1721年），“今日（会试）出榜，黄雾四塞，霾沙蔽日。如此大风，榜必损坏”。嘉庆十五年（1810年），“京师入腊月以后，时有雾起霾升，连宵达旦，宛平、大兴具有上报”。嘉庆二十三年(1818)四月戊辰朔日酉初三刻，暴风自东南来，风霾四塞，燃烛始能辨色。咸丰六年（1856年），“入冬以来，雪少雾多，土雨风霾时临京师，以昌平、宛平为浓重”。

从文献记载中，清代北京地区的严重空气污染时隔几年就会出现一次，其频率相较于明代有明显上升，污染程度也更加严重。

30年？50年？

北京的空气污染并不是短暂的几年里才出现的，而是有着较长时间的历史渊源，由于人口的激增和燃料的燃烧，从元到清的这段时间里，时任统治者也在面对着空气污染的问题。不久之前北京地区政府声称，治理雾霾需要30到50年左右，许多人表示对此表示出不满。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几百年遗留的问题依靠几年解决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与其抱怨着暂时无力彻底解决问题的政府，不如从自身做起选择更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因为北京，不光光是政府的，也是生活在这片土地所有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