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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中国家庭电视屏幕上同时播放了两部电视剧：《渴望》和《围城》。这两部电视剧不约而同地将镜头从英雄伟人转移到了普通人身上。前者讲述了一个名叫刘惠芳的善良女人的故事，后者讲述了一个名叫方鸿渐的无用男人的故事。
30多年过去了，《渴望》已经成为遥远的历史符号，而《围城》仍在被一代代观众挖掘和审视。在豆瓣上，电视剧《围城》的评分为9.2。视频网站的弹幕里，不同世代、不同文化、不同性别的观众一遍又一遍地敲出几乎相同的弹幕：为什么我总能在方鸿渐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1944年至1946年，作家钱钟书在上海“孤岛”完成了小说《围城》。 2022年4月21日，83岁的黄淑琴在上海去世。
谨以此文向黄淑琴导演告别。
文安小青
图片|电视剧《围城》（除非另有说明）
重见天日
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电视剧是《一口菜饼子》，诞生于1958年。从那时到现在，中国电视从业者创作了数以万计的作品。这些作品来自不同时代的岩层和气候，历经七十年，共同组成了电视剧形式的“中国故事”。
如果你想从这个庞大而复杂的“中国故事”群体中找到一部“灰色”作品，那么电视剧《围城》一定是最合适的。从标题、基调、配乐，到角色的性格和命运，穿着——灰色主宰了一切。
灰色是故事开始时浩瀚海洋的灰色。也是在乱世中寻找出路时不断徘徊在围城内外的绝望。是沾满泥土的长途客车，是湖南乡村斑驳的砖墙，与冬夜的落叶一起消失。街上灰色礼服的后视图。
在一片灰色之中，故事和人物也远离了时代中心。没有英雄，没有革命，没有理想，没有一眼就能看出的好人和坏人，只有一张张灰色深浅不同的普通人的脸。
或许正是这个“灰色”，让《围城》这部小说成为可能，也决定了它此后的坎坷。 1947年单行本出版后，《围城》从读者的视线中消失了30年。直到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小说《围城》，此后10年再版7次。这背后最直接的推动力来自学术界重新整理中国文学经典的野心。
更遥远的影响和启发可以追溯到1961年，著名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在英文版中对张爱玲、钱钟书、沉从文等已从主流文学史上消失的作家进行了一次“挖掘”。《中国现代小说史》。 ”和评论。
夏志清认为，《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精心制作的小说，也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受此评论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在“重写文学史”中将钱钟书、张爱玲等人的作品纳入经典。它们也成为20 世纪80 年代和90 年代最受学术界、读者和市场欢迎的书籍。关心作家。
钱钟书曾在给夏之清的信中说，我几乎是你的创造，我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几乎是你的发明。这次对经典文学的重新认证和排名，也与当时整个社会的“拨乱反正”有着相同的方向和轨迹。
《围城》 很快成为开放时代的奇观。著名作家柯灵曾听说，北京交道口的一家理发店以“围城”命名；当时，西安理工大学只有一册，《围城》，有的学生“抢着读，废寝忘食，丧期间逃课”。上海电影制片厂编剧孙雄飞记得，当时年轻人中流行这样一句话：“不讲《围城》笔记，读诗书也枉然”。
《围城》 多种语言
和这些努力补课的文艺青年一样，黄淑琴也在抓紧时间创作创作。 1980年，黄淑琴41岁。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后，她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了15年，期间“结婚、生子、务农。一晃就是15年了，孩子都上小学了。”是电影吗？” ”。
伟大时代之手，操纵着每个人乃至每一本书的命运。直到1979年，黄淑琴才有机会跟随著名导演谢晋学习电影拍摄。她想弥补浪费的时间，在接下来的10年里，她自己拍了5部电影。其中《人·鬼·情》被评论家视为“中国第一部女权电影”。
1984年，黄淑琴收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同事孙雄飞的电报。当时，她正在陕西榆林黄河边拍摄电影《童年的朋友》。那是繁华的一年，陈凯歌的《黄土地》剧组正在黄河对岸拍摄。
孙雄飞在电报中告诉黄淑琴，“你应该看看《围城》”。黄淑琴认为这是一本关于战争的小说。她抽空去榆林县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围城》。她看完后惊讶道：“啊？我们还有这样的小说？它讲的东西和我们平时看到的不一样。”
孙雄飞曾对朋友说，“改革开放让《围城》人重见天日”。同样，正是开放时代的到来，让黄淑琴、孙雄飞乃至千百万被偷走了十年青春的人们通过发现、创造和追寻重新重见天日。
1984年，黄淑琴在上海的家中。来源：视觉中国
奇迹铸造
读完黄河边的小说后，黄淑琴发现自己可能是最适合翻拍《围城》的人。小说里的那些事，她太熟悉了。她的父母也是20世纪30年代的海外学生。从英国剑桥毕业后，他们转学到法国，乘船返回中国。在天津参加完祖父的葬礼后，他又到四川内地教书，最后回到上海。
他的父母甚至与小说中的方鸿渐同年同月回国。路线、时间、轨迹的重叠，让黄淑琴充分感受到“所到之处漂流”的心境。
为了迈出进入“围城”的第一步，黄淑琴和孙雄飞已经谋划已久。孙雄飞认为克陵和钱钟书是好朋友，就让克陵给他们写一封介绍信。他和黄淑琴带着这封信飞往北京，看望了钱钟书夫妇。
老友柯灵的来信，解除了许多作家的戒心。当钱钟书和杨绛得知眼前的导演黄淑琴是他们的老朋友、著名戏剧家黄佐临的女儿时，立即同意授权改编小说。
黄淑琴、孙雄飞看望钱钟书、杨绛夫妇图片来源网络
1940年，钱钟书和杨绛在上海“孤岛”时期生活，生活十分困难。除了创作之外，两人还砍柴、生火、制作煤球，还兼职做家教和小学老师来贴补家用。在两人最困难的时候，黄佐临剧团看中了杨绛的两个剧本。
作为导演，黄佐临将杨绛的《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搬上舞台，并支付给他丰厚的片酬，极大地改善了他们当时的生活，也让钱钟书能够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岗位上工作。完成环境《围城》。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友谊意外地从漂泊乱世持续到四十年后。就这样，黄淑琴仿佛命中注定般成为了电视剧《围城》的导演。完成艰难、看似不可能的第一步后，黄淑琴最大的感受就是“不安”。
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最重要、最前端的工作就是选角。为了“不后悔”，黄淑琴决定，无论主角还是配角，“每个人都要给别人留下印象”。
时隔30年的时空，回望电视剧《围城》的选角，此刻的我们很难不产生这样的感触：这或许是一次永远不会重复、不会重演的奇迹选角。
面对经典作品的影视改编，大家都表现出了独特的态度。扮演赵心梅的演员英达就是激烈争夺的代表人物之一。当时，英达刚从美国留学回来，并不确定自己将来想做什么。
黄淑琴看到他在谢晋《最后的贵族》中扮演的留学生，觉得不错。英达特意从北京来到上海，真诚地说自己“一定要玩”《围城》。同时，她还为父亲英若诚和好友葛优找到了角色。
英若成时任文化部副部长。钱钟书在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读书时是他的英语老师。英若诚明白钱钟书和《围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于是他让儿子英达告诉黄淑琴，如果有一个角色适合他，需要他出演，他就会出演。非常愿意加入，“以表达对主人的感谢、尊敬”。
同样深知《围城》翻拍意义的还有葛优的母亲施文馨。时文馨当时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文学编辑，她让英达向黄淑琴推荐葛优。当时《编辑部的故事》还没有播出。黄淑琴不认识葛优，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拿到照片后，黄淑琴决定把“李梅婷”这个角色交给葛优。
葛优饰演李梅婷
黄淑琴算了一下，整部电视剧里有名字的人物有一百多个。这是一部接近公路文学或流浪汉小说的作品。每次改变位置，都会出现新的角色。她认为每个演员的长相和气质“一定要有特色”，“一定要让大家记住”。否则，在这部知识分子云集的电视剧中，观众最终可能只会记住一群模糊的戴眼镜的人。人们。
时任上海电影局局长的著名导演吴一公，身材修长，脑袋小。黄淑琴觉得他穿旧式礼服的形象会很有趣，就让他扮演方鸿渐虚构的岳父周经理。曾经导演《城南旧事》的吴一公高兴地来了。
吴以功饰演周经理
黄淑琴的好朋友沙业鑫是著名编剧，创作过《陈毅市长》 《宋庆龄》。大学期间，沙业鑫在中国师范大学话剧团演出。黄淑琴觉得自己的形象很适合苏文晚最后娶的“幸福四丸子”曹元朗。
另一位著名编剧李天吉是中国电影史上最经典的影片之一《小城之春》的编剧。黄淑琴邀请他扮演《围城》，来三绿大学视察的教育部督学。这个每句话都以“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开头的角色只有一个场景，却被李天吉从页面复活到了视频中。
黄淑琴的大部分选角都无人知晓，除了苏文晚和方鸿渐。扮演苏文晚的演员李媛媛是上海著名演员。黄淑琴看过很多她主演的莎士比亚、契诃夫的舞台剧，“剧本都很好”。
在黄淑琴看来，苏文晚是《围城》中最难演的角色之一。 “这个人物必定有高贵的一面，也有粗俗的一面。”在当时的演员中，贵族的演员并不多。 “贵族又俗气”，她想，只有悟性极高、气质“非常迷人”的李媛媛才能完成。
当时，李媛媛已经是上海戏剧学院的表演老师。 1989年夏天，当她听说黄淑琴准备拍《围城》时，她赶紧找小说看。越是深入小说文本，李媛媛就越有创作方鸿渐这个人物的灵感。
今年11月，黄淑琴约她见面。李媛媛很高兴。当她见到导演时，她脱口而出：我很想演方鸿渐！黄淑琴笑道。随后她自荐演“孙柔佳”，却被黄淑琴拦住，“你演孙柔佳，到哪里去找苏文晚？”
李媛媛饰演苏文晚
“方鸿渐”来了
黄淑琴对演员的邀请大多都得到了热烈的反响。除了“苏文晚”之外，剧中另外两个重要的女性角色“唐小芙”和“孙柔嘉”，分别由当时刚刚开始演艺生涯的史兰芽和吕丽萍饰演。只是扮演主角“方鸿渐”的演员尚未确定。
当时陈道明主演的《末代皇帝》刚播出不久。黄淑琴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气质和理解性格的能力。她更喜欢陈道明扮演“方鸿渐”，但他始终犹豫不决。
在随后的多次采访中，黄淑琴曾表示，“‘方鸿渐’特别难找”。早在剧本改编阶段，孙雄飞和黄淑琴就曾咨询过钱钟书和杨绛的意见。钱钟书提醒他们，方鸿渐是一个“被动的主角”。
从这五个字开始，黄淑琴逐渐关注到了这个角色的独特之处。她发现，以往的影视作品中，主角大多都是主动型人物，“比如董存瑞，我就得下定决心把那个（爆炸）包举起来……像这样的英雄有很多。”我们”，“而我们在影视剧画廊里，几十年被记住的都是主动的角色，被动的不会被记住。”
“方鸿渐”则不同。他不是一个活跃的英雄或大人物。 “他看起来很聪明，会说俏皮话，但他真的不懂阿谀奉承、迎合。”黄淑琴觉得这个“没用”的主角很可爱，“但他是个失败者”。
黄淑琴觉得，这就是《方鸿渐》的独特之处，也是选角的难度。而这也是陈道明犹豫的原因之一。早在中学时，陈道明就在父亲的介绍下读过《围城》。当他收到黄淑琴的邀请时，他觉得自己的阅历、阅历、修养还不足以担当这个角色。
此外，他认为《围城》中的很多描述和寓言很难翻译成影视语言。 《陈道明访谈录》中，陈道明这样评价当时的自己，“不是我不想演，而是我不敢演，演不好也没关系，我”我怕毁了钱先生的小说。”
在黄淑琴看来，陈道明的犹豫来自另一个不确定性来源，“他不了解我们上海人，他心存怀疑，他认为你拍得很好，你是认真的吗？你的想法正确吗？”
黄淑琴并没有放弃她的游说工作。陈道明来到上海现场观摩，看到剧组非常认真地做好准备工作，最终出现在了《围城》剧组中。他的加盟，为京沪历史上罕见的文艺合作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黄淑琴的选角终于完成了最后一块拼图。
陈道明饰演方鸿渐
文学和经典就是这样的存在，它们向每个人发出信号。面对文学与美发出的呼唤，人们无法抗拒，只能靠近。在这个新时代，人们重新认识到“文学是人性的研究”。
那也是黄淑琴导演的黄金时代。在刚刚完成《人·鬼·情》这部蜚声海内外的电影后，黄淑琴在执导电视剧《围城》时建立了新的创作方法论。
改变的想法来自于黄淑琴对那个时期电影作品的观察。她认为那个时期的电影在造型、摄影、风格上都有重大突破，但同时她也看到了“人物的萎缩和贫乏”。她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现在的很多作品已经应有尽有，但却缺乏灵气。为什么？该怎么办？
在《围城》的准备阶段，她看到了杨绛的一篇文章：“写《围城》的钱钟书是‘疯狂’的钱钟书。”这个直观的描述给了黄淑琴启发。
“充满疯狂”的意思是“真诚、童趣、充满童趣”。要达到这种创造状态，就必须改变过去的一些方法。她希望一切回归“人”，回归文学本身。
“《围城》里有那么多有趣的对话，那么多精神隐喻，都很聪明，很鲜活，不能被理论压死。”所以，黄淑琴并没有像其他剧组成员一样送给别人。演员们传递了厚厚的信息。每个人的参考只有一个，那就是原作。
“让我们在表达角色时更加直观和放松，”她告诉所有演员。面对这样的工作，“开心一点”，“不要有任何负担，用心去做”。
在黄淑琴的记忆中，陈道明是这种“趣味游戏情怀”的引领者。在片场，他总是“意气风发，心情愉快”。
有一场戏，方鸿渐必须从床上爬起来接电话。陈道明很放松。一只脚光着，他跳过去用另一只脚把它捡起来。去三履大学的路上，一行人入住了一家条件较差的酒店。陈道明随手把手伸进衣服里，捡起了虱子。黄淑琴在他身上看到了演员的“童心”。
为了完成《方鸿渐》，出生于天津的陈道明刻意调整自己的口音，尽力向20世纪30年代和1940年代的普通话和洋泾浜上海话靠拢。他还为这个角色设计了“方鸿渐式微笑”。
那是方鸿渐和赵新梅的第一次见面。在苏文晚家里，赵新梅嘲笑自己的“情敌”方鸿渐说：“学哲学就等于什么都没学。”陈道明听了这话，顿时怪笑起来。这是剧本中没有的暗示。诡异的笑声过后，黄淑琴、英达、李媛媛三人都愣住了。
陈道明解释说，“这（笑）不是开玩笑，这是必须的。”黄淑琴立即说道：“是！”
陈道明设计的《方鸿渐的微笑》
一池活水
从这个“怪笑”开始，陈道明创造了一系列“方鸿渐独特的笑”，包括无力反击时的笑、自嘲时的笑、各种无奈时的笑、不合时宜的笑、不合时宜的笑、在自卫和抵抗中。他用“笑”破译了方鸿渐的人物密码。
陈道明在接受采访时曾回忆，“《方鸿渐》里的很多东西都是因为拍摄现场的气氛特别好，演员的细胞变得充分活跃而出来的。”他记得当时片场没有人维持秩序。 “表演真的就像在玩游戏一样。”有时剧组人员被表演看得入迷，忍不住笑出声来，导演也不批评。
饰演三鹿大学校长“高松年”的英若诚在片场度过了愉快的一周。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到任后，没有公务安排，“一心扑在剧组”，“把老练流畅的高松年发挥得淋漓尽致”。
高颂年饰演英若诚
饰演方鸿渐虚构岳父的吴一公，换上长衫，成为老上海的中产高级职员。众人这才发现，黄淑琴对他的邀请并不是开玩笑。黄淑琴也惊叹于葛优的才华。 “五个人走在一起，同时在镜头里，你的眼睛一定会看向葛优，即使他不说话，你也会看着他。”
另一位配角，来自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徐津津，已经在片场等待了整整一个月。她饰演在去三鹿大学途中遇到的苏州寡妇。这是一个不起眼的角色，黄淑琴一直担心安静的徐津津如果表现不出攻击性会怎么样。
一个月后，终于到了拍摄《小寡妇当街骂人》的戏份了。徐津津用苏州话骂大家，“骂得有声有色。”拍摄结束后，观众席安静了几秒，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我觉得她演得太好了。
徐津津饰演苏州寡妇
片场的气氛令人窒息。李媛媛曾在随后的文章中写道，“我真希望方鸿渐家里能有一口祖传的老钟，用来保存时间”，这样她就可以再次回到那个有趣的剧组。
黄淑琴在多年后的一次演讲中也回忆道，她希望参与《围城》的每个人都能“活泼、快乐、快乐”。她认为演戏的最高原则就是戏的原则。 “孩子们玩游戏的时候都是很真诚的，大人最难的就是忘记自己的成熟，回到毫无顾忌地快乐地玩游戏。”
黄淑琴做到了，她为《围城》名演员建造了一个游乐园。在游乐园的背面，她为摄影、美术、灯光、道具、化妆设定了另一个原则：打造一池活水。
什么是活水？黄淑琴认为，通过道具和场景来呈现整体、准确的时代氛围。为了让演员尽可能地进入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时代氛围，黄淑琴花了很多功夫。
群众演员的衣服不能有折痕，衣服上的补丁、纽扣必须扣好。苏文万家的宅邸，应该有一种“攻城”的感觉。为此，工作人员在建筑物外搭建了一个结构。从远处看，它就像一座有围栏的城堡。
方鸿渐站在苏文晚家的宅邸外
整部电视剧有370多场戏，120多场戏。交通有海船、飞机、火车、内河船、长途汽车、汽车、电车、木船、轿子等。
交通可以提供强烈的时间和地点感。黄淑琴找到了当时上海几乎所有的旧车。此外，火车必须是喷气推进的。还有一辆老式长途客车，载着方鸿渐和赵新梅等人前往三绿大学。当时的大型蒸汽包必须安装在汽车两侧，并且必须将整个汽车喷上泥浆。 “伴随着奇怪的音乐，气氛……就出来了。”
还有一场方鸿渐和唐晓芙打网球的戏，需要飞机飞过去。黄淑琴表示，这肯定是一架20世纪30年代末的飞机，“一架可以看到国旗的飞机”。在另一个场景中，主角们乘坐海船回家。黄淑琴希望船舱内部增加木质天花板，并由不同肤色的外国演员扮演甲板上拖地的服务员角色。
包小姐和苏文晚在回国的船上
开拍前，黄淑琴在勘景时摔断了腿。她的丈夫郑长富每天坐着轮椅推着她到现场。她坐在轮椅上提出的每一个要求都得到了创意团队的满足。有一池“活水”，每个演员放进水里，就成了活鱼。
黄淑琴将该剧压缩为10集，平均拍摄一集需要10天时间。主演们为原著辛勤工作了一百多天。黄淑琴认为，她把10集电视剧拍成了5部电影。
在剪辑阶段，黄淑琴觉得原著中很多精彩的描述应该以旁白的形式加入，“最好用外国人的声音”。她请来了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配音演员毕克。在后期制作阶段，他还邀请了著名作曲家、中国交响乐团指挥关夏为《围城》创作片头曲、片尾曲和间奏曲。这或许是中国电视剧中最永恒的旁白和配乐。
至此，《围城》完成了从小说到电视的媒体转型。
开场引用杨绛的书评《围城》
无法停止
1990年11月，电视剧《围城》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黄淑琴很早就对收视率不佳做好了心理准备。
电视剧《围城》讲述的是“他们是一群很奇怪的人，不好也不坏，他们不是英雄，不是我们习惯的工农兵，他们是一个倒霉蛋……”然而《围城》播出后，很快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上海钢铁厂的观众程友金评论说，电视剧《围城》以灰色为主色调，描绘了“一座灰色的城堡，一群凄凉的人物”。政治化的道德判断……”
这些来自各界的评论让黄淑琴松了口气。电视剧播出前，她已经把样品寄到了钱钟书家里。这是她最看重的评价者。她焦急地等待着两位老人的来信。
钱钟书在信中表示，翻拍的作品并没有走样，夫妻俩“半夜看了，根本停不下来”。杨绛还写道：“我们睡得、吃得都累了，刚看完，感觉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返回。”
黄淑琴兴奋、高兴了好久。在回信中，她虚心指出了工作中的不足之处。在第二封回信中，钱钟书安慰她：“也许我们对艺术作品不能要求完美。记得在《红楼梦》中，史湘云说‘咬住舌头’，而芝砚斋评论说‘真正的美只有缺陷’。” 。诸如太真之胖、飞燕之瘦、西施之病等等。只有不创造的人，才不会创造坏事。
杨绛还向黄淑琴转达了学者们对电视剧的好评。一位学者甚至在看《围城》时笑得不小心从桌子上摔下来。两人还在信中指出，“苏老师、高校长、方鸿渐、孙老师、王老师等角色都非常好，其他角色也配合得很好，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感谢很佩服导演的能力！”
在次年举行的第十一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颁奖典礼上，《渴望》50集荣获长篇电视剧一等奖。 10集《围城》荣获长篇电视剧二等奖、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等多项奖项。
《围城》的播出和获奖对于黄淑琴来说意义重大。此前，她的观众仅限于电影。《围城》的成功让她拥有了更广泛、更多元化的受众。她也因此成为为数不多的在电视和电影领域都拥有经典作品，并且能够游走于精英与大众、高雅与粗俗之间的中国导演之一。
海报前的黄淑琴《围城》 来源网络
对于原著小说来说，电视剧《围城》的出现也有着非凡的意义。这部中国现代小说的经典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后，已为人们所熟知，成为时代氛围、民族记忆和再也抹不掉或抹不去的“中国故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忘记了。
同样，对于当时的中国观众来说，电视剧《围城》的出现也有着不同的意义。这是中国观众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一群知识分子的故事。
改编前的《围城》、《西游记》、《红楼梦》分别于1986年、1987年播出，首次以电视剧的形式向全民展示了经典名著的魅力。但这些故事与现代中国人的生活体验还有很大差距。
《围城》 不同。它讲述了半个世纪前中国人民的生活状况。简单概括主人公方鸿渐的故事，无非是一个人在空间地理和生活常规的转变中不断离开城市、进入城市、离开城市、再进入城市的循环。
从空间地理学的角度来看，留学归来的方鸿渐身处一艘远离大陆的游轮上。这是他在剧中经历的第一次“围城”。下船后，他进入了战火纷飞的上海这座巨大的“攻城城”。感情受挫后，他离开了上海，三绿大学这个人事复杂的校园，成了困住他的新“围城”。此后，他离开三履大学回到上海。失去报社工作后，他打算再次冲出上海这座“围城”。
从人生的时钟来看，方鸿渐一路求学，出国留学，回国，恋爱，失恋，工作，失业，订婚，结婚，甚至将来可能会离婚。在他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他都反复进出社会规范和欲望的“围困”。这就是每个普通人所经历的平均生活。
方鸿渐周围是一群表情复杂的“知识分子”。有的人靠假博士文凭、假美国老婆获得名声和地位，有的人靠骗取外国名人的书信来打造世界著名哲学家的身份，有的人狡猾善于人事斗争，有的人吝啬肮脏，成为教务长，有些人把一切都放在一起。他热爱写诗，最终成为帮派中的走私犯……
《围城》以“反英雄”的方式解构了传统认知中知识分子的神圣性。如果说鲁迅的《狂人日记》揭示了封建制度的“吃人”本质，茅盾的《子夜》宣告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失败，那么《围城》则揭示了一类知识分子的软弱、狭隘和虚伪。这也达到了知识分子阶层神圣光环的祛魅。
方鸿渐为了给岳父打工买了个博士学位
圆形图
当黄淑琴将这群现代“儒生”的故事搬上电视后，中国观众对知识分子群体多样性的想象和理解被大大拓展。剧中大量复杂、灰色、立体的“圆形人物”也给当时的观众带来了全新的观看体验。
英国小说家、评论家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将人物分为两类，一类是“扁平人物”，另一类是“圆形人物”。前者有固定的性格和脸谱；后者是三维的、复杂的，并且角色仍在形成和发展中。
电视剧《围城》中也有很多扁平化的人物。就女性角色而言，书中唯一没有被讽刺的角色——唐小芙，以及从头到尾被嘲讽的“偏真”包小姐，都算得上是颜值人物了。两者几乎可以对应传统男性的想象。有纯洁的“天使”和欲望的“恶魔”的形象。
除了这两个角色之外，李媛媛和吕丽萍在剧中成功塑造了两个立体复杂的女性角色。李媛媛饰演的“苏文晚”有家庭背景、有教养、有心机。他喜欢看他的追求者为他“战斗”。他身体灵活，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成功人士”。
为了表现苏文婉复杂的气质，李媛媛曾偷偷地以她身边一位出身名门望族的女性朋友为观察对象，最后移植了她与苏说话时不看对方的特点。文万。 2002年，李媛媛因病去世，享年41岁。她的英年早逝，也结束了一位几乎无可替代的独特气质演员类型。
吕丽萍饰演的孙柔嘉是一个复杂多面的人物。钱钟书看过电视剧后曾评价孙柔嘉演得好，因为这个角色“难演”。孙柔嘉或许可以算是全书或者整部剧中最复杂的人物了。
刚出道时，她“无知又可怜又弱小”，被称为“赵叔叔”、“方叔叔”。在去三绿大学的路上，孙柔嘉发现方鸿渐是她狭隘人生中合适的丈夫人选。为了“俘虏”方鸿渐，她耐心策划了一次大胆的进攻。
两人订婚后，她仿佛变了一个人。方鸿渐发现“她不仅非常独立，而且她的意见也非常强烈……我很佩服她的培养人的能力。”
在该剧的第八集中，方鸿渐和她聊了葡萄该吃最酸的还是最甜的。吕丽萍坐在摇椅上，脸色一点点变化，用精湛的演技将角色体现得淋漓尽致。然后出去。
杨绛曾在文章中分析过这个角色，认为孙柔嘉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角色：她没有什么特殊技能，但也不傻；她没有兴趣，但她有自己的主见和计划。 “她最大的成功是嫁给了一个方鸿渐，最大的失败是嫁给了一个方鸿渐。”
电视剧最后两集聚焦方鸿渐和孙柔嘉婚后的“围攻”生活，充满了各种形式的婚姻争吵。电视剧《围城》或许是第一次展现这种令人窒息的婚姻生活。弹幕中，不少观众感叹：太真实了，生活就是这样。
除了上面的《女人图鉴》之外，电视剧《围城》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它展现了一种新鲜独特的男性友谊。在近几年的弹幕中，网友们发现，或许方鸿渐和赵
辛楣才是彼此的「真爱」。 英达饰演的赵辛楣，是世家公子，正儿八经的留美博士，一回国就做了外交公署处长。与苏文纨一样，赵辛楣拥有家世赋予的丰厚社会资本，任风潮变幻，他们都能成为潮头得意的人。 不同的是，赵辛楣身上还有一层名士式的率性，幽默和真纯。当他发现方鸿渐并不是他真正的「情敌」，而二人身上有着不小的性情交集时，经过漫长的艰辛的三闾大学之旅，二人不再互相厌烦，反而成为了真正的朋友。 在方鸿渐灰色和晦暗的生活中，赵辛楣是唐晓芙之外，少有的给予他温情和心灵互动的人。对这位不合时宜的朋友，赵辛楣总忍不住要仗义扶助。在整部剧中，赵辛楣一共帮方鸿渐找过三次工作，并在他结婚时奉上厚礼，在他失业时，写信告诉他：下半年在重庆等你。
用户评论
这个故事让我想起自己曾经迷茫的时候。虽然主角是一位“无用男人”，但他仍然对生活有着自己的追求和梦想，这让人感到可敬。
有10位网友表示赞同！
方鸿渐是悲剧的典型，活在别人的期望里，最终沦为一个空洞的人。现实生活中，也很多人都被社会标签束缚着，迷失了自己。
有6位网友表示赞同！
说实话，我对这个标题有点反感，把一个人直接定义成“无用”未免太简单了。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价值和意义，我们应该尊重每个个体。
有6位网友表示赞同！
"无用"真的能衡量一個人嗎？人生的意义很多元化，方鸿渐或许没有取得巨大的物质成功，但他也许追求着自己的幸福和自由吧。故事很值得我继续思考一下人生的态度。
有9位网友表示赞同！
这篇文章让我反思了“成功”的定义。有时候我们过于追求外界的认可，却忽略了自己内心的声音。方鸿渐虽然看似无用，但他或许拥有着一种洒脱的自在。
有11位网友表示赞同！
感觉这个故事写得很有意思，描绘了现代人面对压力和困惑时的无力感，让人感受到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无奈和悲哀
有13位网友表示赞同！
方鸿渐真的像个受害者，他努力过，挣扎过，想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但最终却一无所得。这个故事让人唏嘘不已，也让我感受到了对人生的无力感。
有15位网友表示赞同！
读完文章后我有一点难过，感觉方鸿渐的人生是一场空欢喜，充满了虚伪和无奈，令人同情也更加珍惜自己拥有的幸福
有5位网友表示赞同！
标题有点耸人听闻，毕竟“无用”太绝对了，人物复杂多样，不能一概而论。还是等看完文章再评价吧！
有10位网友表示赞同！
我感觉这个故事的写作比较深刻，能引发我们对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和个人价值观问题的思考。尤其那个年代的人，更是面临着巨大的思想压力。
有15位网友表示赞同！
方鸿渐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带着点悲剧色彩啊。故事怎么样就不知道了，但是他的“无用”是否真的只是一个标签呢？期待作者的细致描写，探寻他的内心挣扎和迷茫状态
有12位网友表示赞同！
这种以个人命运描述时代转型的故事常常让人感到忧伤。方鸿渐的"无用"或许是对当时社会环境的一种讽刺，也反映了我们每个人在人生路上的困惑与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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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知道故事是怎样发展的，但这个标题已经把我吸引住了。尤其想了解这位“无用男人”的人生态度和经历，一个人的价值如何被定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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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方鸿渐的人生只是个“无用”的故事，那这个标题就显得太过悲观了。或许他的人生更像是对那些不被理解、不被肯定的人的歌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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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看到一篇能够让我思考人性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文章！ 比如，“无用 ”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评价？是时代的眼光使然还是个人选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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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标题听起来很有深度，我很好奇作者想要表达什么樣的思想。方鸿渐或许是一个“无用男人”但在他身上也可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品质和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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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用" 一词过于绝对，人生的多样性让我们无法简单地评判一个人，期待文章能够展现方鸿渐真实的内涵和故事背后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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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这种以隐喻为中心的标题，可以引发读者的无尽遐想。期待作者将“无用”这个概念赋予更加具体的故事，让我们对人物的人生轨迹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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